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徐晨）：中国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各地的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会议，为中国的发展和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建言献策。他们中不乏各个领域顶级的专家和学者，中国艾滋病问题研究专家邵一鸣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邵一鸣教授今年48岁，曾经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顾问，目前是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主任。作为年轻的科学家，邵一鸣教授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100多篇文章，先后获得5项全国性奖励，1992年，他还获得了国际环球艾滋病基金会小西奖（艾滋病研究个人奖）。现在，邵教授被认为是中国艾滋病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

　　作为目前中国艾滋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邵一鸣教授最关注的无疑是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形势。采访刚开始，他便向记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中国艾滋病从90年代后期进入快速增长期到现在已经7到8年的时间了，目前仍然处在高速增长的阶段，通过大量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和监测数据来看估计有80多万的感染者和病人，如果控制不佳，让疫情按照现在这个传播速度继续发展的话，到2010年中国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会达到1000万。”

　　邵一鸣教授是我国最早参加艾滋病研究治疗的专家之一。1985年，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就参加了中国首例艾滋病病人的诊断工作。读博士期间，他又参加了国家“六五”、“七五”重大科技攻关课题有关项目的研究。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邵一鸣开始正式投身于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其间，他开创了我国艾滋病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又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在农村基层医院推广快速诊断试剂的建议，现已成为国家 5年行动计划中进一步加强我国血液安全的重要策略之一。目前，邵一鸣不仅是国家“863”和“973”中艾滋病研究的总牵头人，在许多国家重点课题中领衔，而且承担了众多国际课题。另外，邵一鸣教授还在主持中国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工作。

　　虽然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邵一鸣教授认为，目前艾滋病就治疗方面来说，还没有根治的手段，还要政府的相关政策、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对高危人群的干预措施。他说：“近年来政府加大了艾滋病防治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策略和措施，特别是“四免一关怀”的政策，增加了对大量病人的监测，使得进入发病期的病人都得到了治疗。加上宣传教育和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措施，疫情的快速增长势头已经在减缓。”

　　2003年，邵一鸣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认真履行义务，积极建言献策，两年来他已经主笔或参与了近30份关于我国医疗卫生尤其是艾滋病问题的提案。其中他在2003年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政府应该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加大投入的提案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邵教授欣喜地说：“很高兴看到在一年之内，国家把对艾滋病研究的投入从不到100万增加到了2000多万，研究队伍从原来的一两支增加到了现在的几十支。”

　　在这次正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邵一鸣委员又提出了两条关于艾滋病的提案：一是建议在团中央和卫生部的领导下，由青年志愿者建立起一支卫生志愿队，并纳入公共卫生的主渠道；二是加大力度，保护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携带者的合法权益，让他们成为抗击艾滋病的重要力量。

　　关于第一条提案，邵一鸣委员说，SARS的出现敲响了警钟，唤起了人民对健康的重视，目前象“红丝带”等民间的艾滋病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因为规模比较小，很难加入到国家大规模的防治行动当中。建立卫生志愿队，就是把这些力量汇集起来，共同投入到国家系统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去。他说： “抗击艾滋病是个持久战，需要长效机制，能够坚持长期有效的措施是我们打赢抵抗艾滋病战争的关键。在这场战争中，国家卫生系统各个部门，其他医疗，医学教育等资源要全部用上。除此之外，还要动员全社会人民，边缘、贫穷人群参加到这一对抗艾滋病的战争中来也是十分重要的。世界上的抵抗艾滋病的成功经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动员全社会。”

　　第二条提案是从艾滋病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入手。邵一鸣委员表示，防治传染病的原则要控制传染源，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作为传染源，原来是受主流社会歧视和被边缘化的，在我国几乎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 而在世界上艾滋病疫情控制成功的国家，这些人却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利，使他们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站出来，主动采取防治措施，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防治效果。因此保护好这个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十分关键的。邵委员说：“我想这也是党和政府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工作的一部分，艾滋病人是社会的弱势人群，弱式群体保护好了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我希望政府在制定新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时候能够把维护艾滋病人的权利考虑进去。”

　　2005-03-07